北京‧牆

旅途上，最怕是留情。

離別京城的早上，想還有未告別的朋友，陽光出奇地亮麗。

看過大劇院的霧，也看過她的昏，還未看過她的晨。在北京四天，第三次看大劇院，不捨得像個戀人。

從未如此靜靜地看人民大會堂。以前來時，車停在階級前，下了車便湧進走，只看過它內堂的大，沒看過它外表的剛。梁思成說它的偉岸就是因著它的十幾根柱子，整齊而統一，重複而不單淍，少有的明亮，晨光底下，看得清楚。
規劃大劇院時，甚麼都可以，就是不能高過大會堂、騎在人民頭上。今天看來，在視覺上，是有理由的。第一次，我支持黨的決定。

相對著，兩座巨型建築都有個共同作用，是大群人的聚點，然後一齊拍掌。大會堂內裡的會聚，決定國家的未來，大劇院內的歡笑是嚮向國家的幸福。大會堂內的戲假，大劇院內的戲真。一假一真，辯證得很。
我很奇怪，當初反對大劇院的人為何沒說她像墓。擺在這裡，大會堂像碑，新中國，葬了很多舊事。
大劇院別一方是個四合院，晨光掩映，我忽然想起，還未好好跑過京城的胡同。

聽說北京胡同，八百年前蒙古人開始，到今天已有 3 千多條。在籌辦 2008 奧運期間起，因為土地徵用、美化市容、地產霸權，whatever, 每年就有 300 條胡同消失於京城。我沒有做調查研究，正如主席教導，就沒有發言權。

也有聽說，北京市政府努力保育了 300 條胡同，作為旅遊重點，甚麼咖啡店、酒吧、仿古茶館都有，我 budget 不多，更加不敢去。

更有聽說，北京胡同標誌著本地的社區文化。胡同內，都是四合院，四合院都是牆圍著，一家四堵牆，一條胡同巷子，左右是牆，何來社區？

我對北京胡同認識不多，卻感受甚深。第一晚，獨自在旅店旁的胡同小館子吃了碗牛肉面，吃後在館子拍照，廚子笑著問我何處來。我答他從香港來，他問香港泠不冷，我說不比京城冷。「小心著涼！」廚子揮著手說。


共產黨建國初期，雄心壯志，信念清晰，就是要推倒重來。走出紫禁城，才會發覺，皇帝離人民多遠。城牆不是用來抗敵，而是蓋人民的臉。推倒城牆，不是建設，只是象徵，梁思城就是不懂，政治！
反對推倒舊都城牆的梁思城計算過，要拆掉差不多 40 公里長、十米厚的城樓，要用一、兩個野戰軍，用炸藥不停地炸毀城牆，也要多年；炸後的灰土，清理也要八十三年。梁只看到古城的美麗，看不到的是，新主子的決心。

梁思成和林徽音生前的四合院舊居在東城區我住的旅店附近，雖然不是文物保護單位，但已登錄準備受保，起碼也是項〝文物建築〞。2012年 1 月還未結束，已被購有地權的大財團拆掉，讓路新經濟。

2008 年，全世界都看到，沒有甚麼可以阻檔，共產黨的一往無前。他們的信條是，歷史的演進，是靠鬥爭，不是發展。舊的不去，新的那來。我真誠地相信，在新主子心中，拆掉舊胡同，就如拆掉舊城樓，都是為百姓好的。只是，如舊時代一樣，百姓沒有自主權。推土機堆倒的不是牆，而是希望。


旅店旁是蘇州胡同，看到的卻不是水鄉的秀麗，而是一片殘破與無助。如果連小小一個公廁也要這麼寒傖，連洗手盤都沒有，我寧願相信推土機。

孫隆基說得好，在中國文化的深層底處，我們對排洩物的處理，還像個嬰兒，總渴望別人會處理好。殘留的，埋了便算。

我不是說反話，無論舊城多好，總有留著點子孫的不肖。詩意般的樓牆，冬日正好，轉角卻是撈錢的舖子，不求保育，只求利錢。

在倫敦時，家在保育區，掛個衛星電視接收碟也不許，不用說開舖子。

京城很大，來三次不夠。下次來時，要跑胡同，好好看牆子，泥的、還有鋼鐵的。


到了機場，時間還早，肚子剛餓，卻不想花錢，便學著大夥兒，買了個康師傅紅燒牛肉面，用機場提供的熱水，燙了來吃。

吃著古早味，世界頂尖設計師的現代機場裡，新中國的辯證，感覺一流。吃完，便是後悔。



旅途上最怕，就是留情。

北京‧擠

 

今趟在北京，要找地鐵，是逼出來的。

前兩次到北京，不用找路，在旅店門口跳上朋友的車子便是，沒有想過，原來京城也有地鐵，說來慚愧。

由東城區到西城區，從 google map 看，不出十公里，的士應該不貴。順便 print 了張地圖，怕自己土話不靈。的士找了三次，都說看不懂地圖。零下五度，便找地鐵。

北京地鐵站易找，旅店前轉過彎便到，滿心歡喜，可是進口處的寒傖，心又涼了半截。怕進了，出不回來。此刻，才懷念 MTR 起來。

這種感覺，以前在上海也有，已經是浦東發展區了，地鐵站口多是寒傖，跟大都會不襯。北京人樸素我知道，今天盛世有點 unbelievable。回頭也難，唯有繼續探險。想堂堂首都，地鐵站總會有路線圖吧。以前在倫敦住過，路線怎多也難不倒我。

北京地鐵的佈局，很像倫敦，教我放心。

中心走線，由東至西貫穿市內主要景點，王府井、天安門。由南至北，以兩條主線貫穿東西兩側，像個〝井〞字。聰明的地方，是圍繞著市內心臟地區的循環線，多點轉線，簡單方便，不易走失。北京地鐵始動於 1969年，比英國人建的世界第一條 tube 晚了一百年，卻青出於藍，果有 metropolitan 風範。只是不明白，路線圖掛得那麼高，姚明怎會坐地鐵？(其實，大部份都很 user-friendly 的，這個是異品，所以就拍下來。)

找了要去的站，暗暗地練好拼音，買票時還著意說多幾次，售票員忙著點頭，好不耐煩，也不見他按了甚麼鍵子，收了我兩塊錢，從手上的一疊車票，派了一張給我。後來跑多幾趟，才知道在北京坐地鐵，任何路程，皇恩浩蕩，一律兩元。就這樣，就原諒了地鐵站出入口的寒傖。MTR 的美侖美奐，乘客是要付鈔的。

可是，和 MTR 一樣，北京地鐵，還有不可原諒的地方。

MTR 不是世界領先，起碼握手環還未掛上廣告；首都的勇猛得多，能夠掛上的、能夠貼上的也有廣告。乘客像北京鴨，廣告硬啃。北京車費平宜，可能要賣廣告補貼。香港車費出名的貴，還要我們眼睛受罪。列車像個妓女，身體賣得就賣，每一寸都是錢。在香港，電視免費，因為有廣告，為何地鐵還要收費？看電視還好，廣告時間，可以如廁。(說來，很多北京地鐵月台，都有廁所，只是濕暗。)

大抵，廣告公司的老闆不用坐地鐵，車廂那麼擠，回家那麼倦，誰會看廣告，看了心情怎會好？　

Stanley Kubrick 的經典電影〝Clockwork Orange〞中的主角是個暴力青年，醫生的治療方法是強逼他每天不斷地看暴力鏡頭，連眼皮都上下勾起來，不得合眼。最後，青年不單只對暴力麻木，對世界更是。

地鐵無處不在的廣告、訊息，幸好我們還能合上眼睛，任它們霸佔視覺空間，人只是擺設，廣告看著我們。

視像空間單一化，我懷疑，就是現代人對環境冷漠的原因。旅程讓我們思考存在的變化，滿是商業催逼的地鐵旅程，不斷提醒我們：「你，只是個消費者；我，只關心你的錢包。」

有個京城朋友說過，搞娛樂到上海；搞文化到北京。王府井有頂大的書店，在北京地鐵，卻少人看書，看的都是手機、iPad、或自己的行裝。

 文化，在北京地鐵，似乎給擠走了。


 1950 年代初期，新中國政府要拆舊城牆，其中一個理由是要擴建車路。當時人口不過四百萬，汽車不多，有的都是腳踏車，當時的領導人果有遠見，料到今天京城會擠。

 

2011 年的一次人口普查，北京常住人口已逼近二千萬，跟倫敦看齊，人擠車堵。我在倫敦時，很多人還可以看書、看報。擠，不是藉口。

 

京城可能有點特別。十年前五個本地人有一個外來，現在 三個中有一個。北京地鐵多行李，我本來以為是春運的關係，但很快便發現，往返北京火車站的路線，行李都那麼多。

 

像香港，北京地鐵站的月台都劃有進出區域，好讓停車時到站的乘客先下車。我的經驗裡，京城列車停站，五次只有一次對得準，反正都擠，上車下車都不讓，煞是熱鬧。有趣的是，推推踫踫，卻沒聽過惡言相向，大概京人真趕，沒時間吵架。

 

可能，北京還有點文化擠不了，生活如常，罵也沒用。北京地鐵班次不及香港的密，罵娘聲比香港少。

 

擠在車廂裡，最有文化的還是後面準備下車的會輕叫一聲「下車」，前面檔路的讓不讓路，也沒怒言。唯有左逼右退地讓後面要下車的推出車廂，過程自然、快捷。我也從未見過有人下不了車。很快，我便掌握了其中奧妙，不慌不忙，只要擠得位子，靠群眾力量，便不會走站。

在北京，坐地鐵，都是逼出來的。

 

 

 

北京‧輪

走故宮，真要坐轎子。

由天安門徒步走到神武門，直線不停地走，少說也要半句鐘，何況門券 50 大元，總要學梁思成，「瞻前顧後、左顧右盼」，才值回票值。五百年的路，三個鐘少不了。
神武門外大夥地叫客，多是客車司機，看準出來的都會腳筋疼，中國滿是生意人。坐三輪車返王府井才三塊，著實便宜。
 還想看點胡同風景，推卻了三輪車伕，踏上紫禁城下河側的北河沿大街。

1950 年代初，新中國要拆舊城牆，其中一個理由是要找舊磚子建新房子。大街上的，倒還新鮮，不知是否那時建的，新中國，比舊的更愛紅。
紅帽子疊著樹影，紅牆外的自行車惹得我好奇，車上的準是個老外。
18世紀初，法國人已發明木輪自行車，沒有鏈條，頗難駕駛。今天模樣的腳踏車，要到19世紀中英國人不斷改進，至1889年待充氣輪胎出現才大體完成。上海最早於18 世紀中已輸入自行車。京城遲了半個世紀。

電影 "The Last Emperor〞裡，少年溥儀，踏著自行車，宮內行走，頗是得意。自行車是小皇帝的英國人導師 Reginald Johnston 送的，教他的不單只踏車技術，更是科學精神。那輛車子，會不會是皇城第一部，無人知曉。肯定的是，兩個輪子，載了小皇帝前半生的第一次〝自由〞。
溥儀可能是唯一在皇城踏過輪子的人，可惜的是，他的輪子從未跑過京城街頭，今天的百姓比他幸福。
忽然間，問自己，為何沒有想過在京城租輛單車，像在三藩市般，闖蕩天涯？才發現大街上有單車租賃舖子，有點後悔。唯有自我安慰，京城路險。

早期自行車都是洋貨，自然價貴，相宜之下，單車租賃早於民國時期出現。49年後，中國便成單車大國。所以，說在中國踏車是危險的有點不實，單車專徑，到處到有。到京城，不踏輪子，有點浪費。下次吧。
沿著街走下去，驀然看到輛載貨的三輪腳踏車子，熟悉得很。

少年時候，暑假都在深圳家鄉渡過。那時，神州一片熱紅，不信科學，只信勞動。祖母是個模範，赤著手就拉起木頭貨車，從公社運送新鮮瓜果到火車站，好送香港。我和小叔，幫忙推車，路上偶爾看到這樣的車子，好生羨慕。
六四之後，神州開放，深圳走得最前，建設最快。我也奔波海外，少了回鄉。5 年前，祖母病危，從新加坡趕回，街上到處高廈名車，三輪腳踏都不見了。
不久，因事返新加坡，祖母便猝然謝世，一生勞動，享歲 98。在京城街頭，看著輪子，恍如隔世。

說京城車險，也不是沒有道理。我不曉得，京城可有輪子載客規定，在香港，單車不淮載人，可是街上守法的仍然不多，單車實在好用。可能是單車大國，尋常都有，神州少見載各。所以，當見到一家都在輪子上，不禁莞爾。信他們趕著回家做飯，溫暖得很。

大街往下走，不期然又回到廣場。

長安街廣，連坦克車都走得過。單車專道也不遑多讓，可是輪子寥落，不及 89 年時春夏交加之間般川流，載人救傷滿街都是。

輪子，你還記得嗎？

北京‧門

故宮，很多門。

若不是給新中國拆了，天安門前還有中華門。天安門後便是端門，才到午門。穿過了太和門，皇城最觸目的太和殿便到。每道門深有十米，像隧道，每過一道，總有點寒意。

明朝的臣子不好做，見皇帝老子說了不中聽的話便要捱棍子。走這麼多門，可能就是讓臣子多多計謀，今天皇帝老子愛聽甚麼，好保腦袋。不幸如果真要推出午門斬首，這麼多門，有點時間，好望老子忽發慈悲，刀下留人。

梁思城說這個設計，像叫人看畫，每過一門，像畫流轉，重複中卻有變化，如樂章的進行，雕樑畫棟，紅牆綠瓦，便是音符。梁思城說這是建築的美，故宮的美。

古代做朝廷大官真辛苦，三更未過，便要殿外聽召，走這麼多門，心膽俱驚，那來心情看畫聽樂，況且天還未亮？

對朝廷大官來說，皇城未必是美事，那皇帝老子呢？皇城最後的主子溥儀就說過它是一座監獄。

在電影〝The Last Emperor〞裡，少年溥儀得知生母死了，驅著單車要出皇城，衛士趕緊關上大門，無論小皇帝怎嚷，誓死不開。電影的導演 Bertolucci 是 Freud 的信徒，影像富有心理分析符號，那道城門〞隧道〞應該是象徵女性陰道，大門關上，皇帝夢胎死腹中。

聽梁思城的話，多看門前門後的景象。他說故宮是一個群組，各有關連，雖然經歷了兩個皇朝，卻組織有緻，風格統一，因為都是嚴格按照明清兩朝工部訂下的「工程做法」。

試想，明清兩代，經歷五百多年，若果沒有嚴謹規則，任令每代的〝設計師〞自由發揮，留下來的不會是今天的佈局和樣子。危險的是，代代的重複，便會千篇一律，沒有生氣。梁思城教我們每走幾步，每過一門、一殿，便要「瞻前顧後、左顧右盼」，讓時間慢慢流動，進入不同的空間，欣賞不同光影、輪廓、色彩的變化。
 
第一次到故宮，看的多是帝家的珍寶，聽的都是宮廷的恩怨。今趟來到，聽著起伏的音符，看的都是光影的幻變，信步閒庭，歷史在舞動，閃爍樑柱磚瓦間。

故宮的中軸線上，立了六座宮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前三殿」，是樂章的「主題」，明亮而突出。過了乾清門，「後三殿」便出場了。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欠了「前三殿」的雄奇，卻秀麗可人，各有風姿，是樂章的「變奏」。如果說「前三殿」帶給觀者的是雀躍和興奮，那麼，過了乾清門，便是悠然與輕鬆。帝王家，尋常路。

溥儀三歲登基，皇帝也是做了三年，1911 年，失了帝國，仍保得住皇城，六年後重登皇座，國土只有紫禁城，出不了午門。皇城仍是個大牢。民國 14 年，北平換了主人，馮玉祥把清代最後一位皇帝趕出皇城，一了百了。那時，溥儀才 19歲。Bertolucci 拍他出城那一幕，六個大兵推開神武大門，溥儀緩緩出城，腳步沉重，有人叫了聲 Your Majesty，溥儀側步避過，演員尊龍 timing 和 pacing 一絕，憾人心魄。城門終於開了，墨鏡底下藏的卻是驚恐、徬徨。我到了神武門前，有點猶疑，還有點不捨，發覺也有三兩遊人徘徊欲返。帝皇風景，過眼雲煙，不禁讓人回首再嘆。1950年代初，新中國政府便決定拆掉差不多40 公里的古城樓牆，倒掉 1,100 萬噸的灰土，一代一代的築建，八百年的驕傲，只得紫禁城仍在。

當時，梁思成極力反對，理由不只是文物的保護。他看到古都多年都是帝王家，公園景山百姓沒份兒。新中國既然為人民服務，應該多建公園讓百姓多走出胡同，逛逛公園。他建議將舊都城樓改為公園，多建涼亭、花池、供人休憩，兼可臨高眺望，八百年的滄桑。 The rest is history。

走出神武門，護城河結著延綿白雪，好不壯觀，隔岸還有人放風箏，寥寥只得一對，帝家樓上，好不寂寞。梁思成的 40 公里〝綠帶〞，如何美妙，落得只是空中樓閣。

建不成，京城的天空，少了很多風箏。

北京‧看

真的，現今中國經濟火熱，連天安門前衛士也要備個滅火筒。

天安門是個傷心地，廣場有血，城樓有冤，紅得像個火海，不敢上。

到故宮是要看畫，進了去才發現藏畫的武英殿關閉了，原因沒說，恐是借人俱樂一番罷。

武英殿在紫禁城的側旁，偏離中軸線，也偏離了線上的人流，站在側廊回看，皇城真大，自己似是風箏，斷了線。

1998 年舉家到北京，故宮當然是要去，中國人一生起碼一次，人看我看，皇帝的事嘛，甚麼都要看，回家甚麼都記不著，只靠照片証明，曾經到過。

如今，一個人到皇城，不用趕，既然付了費，看畫不成，便看別人，看他們的〝看〞。

1998 年，電子相機不是沒有，菲林還是便宜。如今連手機都可次拍照，人手一部，此起彼落，似是要招皇帝皇孫的魂。忽發奇想，為何不找些演員，扮扮皇帝，反正現今中國，連蛋都假。說不定，真找著唐國強穿起龍服，大家肯定以為雍正大帝應召回魂。中國人，沒有皇帝不成。

我看著不明白，難道現今所有相機都有防震，你爭我湧，拍得怎好，也不會像紀念品堂賣的明信片清晰吧。噢，明信片不可以即時 upload 上 facebook，真是！
還是，中國人愛群眾運動的呢？人家做的，老子也要，主席說過，群眾永遠是對的。以前在倫敦工作，老闆兼營旅行社，聽他說過，日本遊客的生意最好做，每到景點，下了車拍過照便走，整整齊齊，從不離隊，也不發問。80年代，是日本人天下；如今，都是中國人，改變的是導遊語言，不變的是遊客。

皇城倒不盡是人頭，偶爾也看到有人慢慢地找角度，耐心等光，洋女子拍成了便對我眨起單眼，似是同意，　photography is a lonely business. 嫣然一笑，又霎過去了，像快門。

中國人不只愛看，也愛窺。窺起來，也像古人。中國建築，從來不重私隱。

古人相信，人皆可以成堯舜，聖賢當然坦蕩蕩，非禮勿視。不能說古人這種說法有問題，只是過於理想化，不解人類本性；其實這說法也不全對，食色性也，可以說古代哲人太了解人性，一代又一代教導我們要識禮守禮，只要人能夠克己，世界就和平。古人不懂得，魔鬼的誘惑。

細心地想，這種通通透透的設計，不正就是「正大光明」的反映嗎？皇帝老子是聖賢，執政為民，做事光明磊落，怎會怕窺？可惜的是，皇帝只得一個，公公滿城都是。

更糟的是，皇帝老子也愛窺。

皇城始建於明代，大內密探也始建於明代。率土之濱，莫非皇帝探子。皇城易主，少數統治多數，自然 paranoid 得很，防漢反清，不靠密探，還要靠誰？

雍正出了名的省儉，他辦事的養心殿窄細簡陋。他也是出了名 paranoid ，最會用探子。那時沒有 internet，百姓不懂翻牆，想他一定不像今天的領導人那麼忙。少費神，窗明几淨，真的可以養心。一間小書房，窺探了天下。

真的不知道，是否這種窗明几淨的建築精神，渾上了皇帝老子的 paranoia, 就培養了中國人愛窺的性格。然而，在我來說，這種設計很好地，便利了 photopgraphy 。

法國人發明 photography 時，紫禁城的老子是道光皇帝。他跟洋人打了幾場敗仗，1842 年簽了《南京條約》便讓洋商洋貨進了來，連攝影機也是，在上海，更是時麾。在京城，老爺子連火車也怕，何況是攝人魂魄的 camera？老爺怎會照像。

現今流傳著最早的皇城主子的照片，是慈禧太后 70 大壽前後時拍的。Photographer 是當時駐法公使裕庚之子裕勳齡。1903 年開始，裕勳齡拿著從法國帶回來的 camera，花了兩年時間，拍了很多老佛爺的照片。誰說老佛爺不喜歡新的東西？幾年前，有人竟然找到老佛爺 50 歲的照片，洋人拍的。

今天拍皇城應該不用兩年的光景，看著冬日斜陽，我想四個季節便可，老爺子不在，省點工夫。1942 年，道光皇帝打敗了仗，給中國帶來百年恥辱，直至如今盛世才可以吐氣揚眉。1949 年，共產黨打進京城，當家作主不久，便拆掉舊京城牆，一新氣象。我常想，紫禁城的恥辱，為何不一起毀掉？還要拿來己用，皇城樓上，耀武揚威？

在故宮，讓我們窺看得見，是恥辱，還是光榮？

拍下這將照，驀然想起了卞之琳的句子，「你站在穚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原來，photography，也是一種窺看。

北京‧聊

在北京的第一個早晨，寒風凜冽，走出旅店，擘頭便看到路旁報攤賣報的穿得厚厚，罩口的布拉得高高，煞是有趣，便想跟她拍個照，好証明京城的風。看她正跟人聊著，不好意思打擾，便站在一旁等候，良久，聊得連狗兒也不耐煩，扯著主人要走，然後緊接的又是來找聊的一幫，泠風吹走了我的興緻，反正賣報娘子不會走。

在胡同小館子吃餃子，菜還未到，鄰桌已在辯論，新來的客人是個日本還是韓國人。當我拍照時，還肯定說我是個記者。我轉過身跟他們拍照，告訴他們我是從香港來的，他們有點困頓，提醒了我的普通話水平，便慢慢地拼音：「x-i-a-n-g-g-a-n-g。」聽了，他們互望一下，才笑了出來。「 xiānggǎng zài nǎ ?」很重的鼻音，聽不出還有沒有「er」。說完他們便問我年紀，一個猜 40 多，一個說 50 罷。若果不是看了五隻手指，他們這頓飯，肯定我請客。走時跟他們握手道別，說句 「pao chong」，他們在笑，我看他們碟子仍滿。

轉頭時見館子角落有人對窗吃飯，猜他不會是地道。

北京人愛聊，老舍最明白，一本《茶館》，便聊上半個世紀，從清朝聊到民國，國家大事，個人恩怨，都灰飛煙滅茶水菜飯之間。

「總之，這裡是當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無事都可以坐上半天。」老舍的名劇，全部發生在茶館，是「一句台詞勾畫一個人物」的好戲，在老北京，國家興亡，是聊出來的。就算沒有茶，踫面就是要聊。

可能是這個緣故，北京話很重鼻音，聊世事無常，不煞有介事不上心。我恨我的普通話，到了京城，除了點菜，甚麼都不敢說。

大兒子在新加坡諗過幾年中文學校，說得一口不錯的〝華語〞，三年前帶他到上海，去年到台北，老抓他作繙譯。一個人在京城，不敢聊，只有光羨慕。直至到了故宮，可能是皇廷懾人，也可能是看到煙飛灰滅，總想聽聽真實聲音，總想找個人聊聊國家興亡。便跟著一些導遊團，聽歷史的波濤。

聽了一些都是百年恥辱、民族大義，我都不懂，便找個偏廳看看有沒有白頭宮女，細話當年。

宮女找不到，白頭的是佟先生，伴著一對洋夫婦，說著流利的德語。聽他的語調，高低抑揚，不似是在介紹，倒像是在討論。心想，他會不會是個大學教授？當洋夫婦跑開看其它東西時，我問白頭先生是不是中國人。「當然是！」又一次提醒我，爛的普通話。其實我想問的，他是否「dé guó huá qiáo 」。原來，他的德語是在北大外語系學的，他反問我怎聽得出那是德語，我說因為它不像英語。我問那對洋人夫婦是否他的朋友，他想了想便說：「帶了他們幾天，已成朋友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便說要很他拍照，他非常合作，怎擺都行，還給了我 email address, 著我回家 email 照片給他，還鄭重地教我他姓的是「佟」，應該諗「tóng」，不是「dòng」，是滿族大姓。我竟然和滿族大姓聊過，在紫禁城，滿心奇妙。

從故宮神武門走出來，給個四川來叫 Alice的少女跟上，說要找外國人聊聊，好練英語。她的英語說著也算流利，拖著單車，說要到前頭找間 café 坐下好聊。我想在京城喝 coffee 怎通，便說還要拍照，便推了四川姑娘，相了張照便算，Alice 蠻有笑容，很 pro。沿途拍了幾張城頭落日，回頭時見 Alice 伴著個年輕洋小子，推著單車，邊行邊聊，看不見我。

在 café 聊，的確不是中國人的事。法國人也愛聊，在咖啡館，在酒廊。始於 十六、七世紀，法國人愛聚在一起討論文化藝術，以顯示其知識水平、品味身份，後來便發展成為 salon (沙龍), 品評人物、藝作，以至政事。後來在 十八、十九世紀，沙龍更成為法國選拔畫作的最高殿堂，入選的畫家，聲價百倍。徐悲鴻在法國時，也入選過。聊，可以聽到一個民族的心底話。

老舍的茶館，「時常有人打架的，但是總會有朋友出頭給雙方調解；經調人東說西說，便都喝碗茶，吃碗冷面.....就可以化戈為玉帛了。」想想，如果文化大革命，都只在茶館裡進行，多好。

順著故宮的高高紅牆，看著平常百姓向晚回家前的聊，京城的歷史，能說得清楚？
告別京城的當天早上，我決意要給賣報娘子拍個照，好運的話還可跟她聊一聊，問她怕不怕泠。還是要待她跟過路的聊上半天，才快快的給她拍了張照，買了份報紙，要一元五分，給她兩元，說不用找，因為今天我要回 xianggang。她沒作回話，合了眼便睡，京城風猛，我沒有怪她。

在往機場的快軌上，冬陽正好，旅途上的人，聊得開心。看著他們，我明白到，中國人，能聊就是幸福。

北京‧緣

旅行，是要講點緣的。

到北京研究徐悲鴻，除了看畫，還要請教專家。約好了中國美術研究院退休教授郎紹君。現今凡是諗中國畫史，中外名家合寫的《中國繪畫三千年》是最好的導讀，內裡近代的一章，郎紹君寫的。

中國人感情豐富，古人講忠君，今人講愛國。新中國早年，甚麼都是愛黨愛國，歷史研究也是，藝術家的忠誠，重要過作品，都是同一個面孔。文革以後，郎紹君重新審視近代中國畫史，放下口號，作品先行，帶來一股清風。他的《論現代中國美術》，劃了一個時代。

郎紹君

郎家住朝陽區惠新北里，地鐵從北京站去，卅分鐘便到，附近除了研究院，還有視覺藝術館、魯迅文學院、中國現代文學館，書香濃濃，文質彬彬。到時，教授正在寫字。

第一代研究徐悲鴻的人都說他偉大，因為他愛國。郎紹君說要看徐的兩面，不要只聽他的理論、情操，還要看他的實踐。教授同意我說，徐是個 paradox，講得太多，實踐得少 ；然而他的歷史地位又真的很重要，不是因為〝主義〞，而是〝教育〞。席間，我談到一篇新近發表的《徐悲鴻形式語言的改良》，說它代表了研究徐悲鴻第三代，理性和深入。原來作者華天雪是郎的學生，我手上的是她的博士論文，郎教授指導下寫的。

華天雪、郎紹君

教授二話不說，打了個電話，不到十分鐘，華博士便到。我告訴她，在她的文章裡，她答了個很重要的問題，究竟徐悲鴻改良中國畫的甚麼〝形式語言〞？我說我的研究得靠她的洞見，認為她是第三代的代表，只問學術。而我？年紀不計，但願趕得上第四代吧。
華諗完碩士後，在研究院工作了九年才拿到博士，現職研究主任，看她的樣子，讀書真可使人年青。談著看著，老師學生，仿如父女。一代學者，有了傳人，教人欣慰。

徐悲鴻《孫多慈像》

1953 年 9月 26 日，北京，徐悲鴻逝世；徐的一個在台灣的學生聽了噩耗，閉門哭了三天。學生的名字是孫多慈，還為老師服了三年孝。

徐悲鴻一生有過三個夫人。16歲，父母之命，徐逃也不了，被逼和一位農村姑娘結婚。20 歲的徐悲鴻離鄉，留下妻小，兩年後，妻子病逝。

第二位徐夫人蔣碧薇，徐在上海早期已認識，跟別人已訂婚。徐的髮妻死後未滿月便相約私奔海外，往後跟著大師東奔西跑差不多卅年。

1928 年徐悲鴻學成歸國，炙手可熱，蔣經常埋怨徐終日溺於畫事，泠落了她，不久，更與別人私通。期間多番離合，至1944 年才正式簽字離婚。

徐悲鴻《簫聲》

徐悲鴻在歐洲用所學畫技，畫中國題材，在當地少也闖出了名堂。1926年畫的一幅《簫聲》就是蔣碧薇作摸特兒的。此時徐悲鴻兩袖清風，常以夫人作畫，兩人卻常為金錢問題吵鬧。

徐悲鴻畫的人像，最多的卻是孫多慈。

1930 年九月，18 歲的孫多慈來到南京中央大學，旁聽徐悲鴻的課。很快，徐便常約她到其畫室，為她作畫。不到兩個月，徐便向朋友訴苦：「對孫已有戀愛傾向，惟不知對方的態度如何？」此後徐孫〝師生戀〞逃不過蔣碧薇的多方阻擾。

1938年七月，徐悲鴻登報聲明與蔣碧薇脫離同居關係 (徐蔣從未正式註冊)。八月，徐託朋友拿聲明往見孫父求娶孫多慈被拒。「師生關係不能打破」，孫父的說話，埋了一段姻緣。孫多慈後來嫁了個喪了妻的國民政府高官，49 年後，便在台灣長住，在大學教畫，也是個名畫家，1975 年死在美國， 63 歲。我沒有看過她的畫，聽說她一直保守著老師的教導。

1949 年蔣碧薇帶著與徐悲鴻最終離異時所拿的 100 萬元和 徐畫100 幅、兩個徐姓孩子，跟〝情夫〞來到台灣，此後再無結婚，靠拍賣徐畫活到 1978年，死時 79 歲，遺願將所剩徐畫全部捐給台北歷史博物館。

徐孫苦戀十年，生逢亂世，聚少離多。有一次，徐悲鴻在桂林收到孫多慈寄來一枚紅豆，卻沒有半個字。徐悲鴻以前在《孫多慈像》題過，「慈學生畫三月，智慧絕倫，敏妙之才，吾所罕見....」一枚紅豆，道盡女兒心事，智慧絕倫。孫父拒婚後不久，將孫多慈送到香港，一年過後，孫給徐寫信，說後悔當日因父母反對，沒有勇氣和徐結婚，但相信總有一日兩人會再相見。徐悲鴻寫信給朋友說：「我不相信她是假的，也不相信她是真心的。總之我已作書絕之。」此時，徐悲鴻與蔣碧薇己分開了多年，他還寫信給蔣母，說準備將那枚紅豆鑲成金戒子，轉贈給蔣，以示跟孫多慈決絕之心。我說，徐悲鴻是個 paradox。

1994 年，台北歷史博物館舉辦首次徐悲鴻展覽，已近古稀的廖靜文第一次踏足台灣，跟記者談起孫多慈說：「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就是有情人未成眷屬。」

徐悲鴻、廖靜文 (網上圖片)

大抵，徐悲鴻是有福氣的，廖靜文嫁他時才 23 歲，少他 29。徐悲鴻一生奔波，身体積弱，第三次婚姻給他安定下來，他更而登上事業高峰，成就大事，死得雖說是太早，卻避過了一場浩劫。還有，孤獨的廖靜文，一直保守著他的 legacy。

徐悲鴻一生中愛過的女人，他畫得最少的，卻保有他的最多，也許，這也是廖靜文的福氣。

人生，總是要講點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