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

李可染受西方畫家的感染，近代中國藝術史家萬青力認為最著者 是 Rembrandt ; 萬主要說是李受 Rembrandt 所畫的基督受難圖所顯現的人文主義精神而對自然〝光〞獨有體會，從而發展出其獨步的〝李家山〞。這個說法，沒有在主流學者中受到重視，我想有其原因。

Self Portrait (1661)

首先，Rembrandt 少作風景，而李可染少作人像，是難作比較；此外，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是，李可染的確將明末以至清末三百多年中國畫重筆不重墨、重古不重今、重形式不重內容的頹風扭轉過來，成就很大。可是，亦因為這個成就，主流學者就忽視--可能是不願正視--李可染的極具西方人文主義的精神面貌。他們很少提到--也可能不願正視--李可染將山水重投人間，透過他對〝光〞的依戀，他將人間--不是天外--神聖化。(這點，林風眠比他走得更早更廣，可是林在文革中的遭遇比李更不堪，我想可能是因為李的山水的人文主義精神比林還不突顯，低水平的四人幫看到李 trademark 的濃墨，便方便地罵他的〝李家山〞為〝黑畫〞；江青一幫對林則一竅不通，批判不知從何說起，唯有無情打擊。這已是另外一個題目了。)

The Man with the Gold Helmet  (c.1650)

每說起 Rembrandt，便不期然回味十多年前在 London 居住期間，週末無事(我是去了倫敦工作才第一趟享受五天工作制) 便跑到家附近的 Kenwood House 的敞大後園 picnic，還有參觀它据說是最大的 Rembrandt 自畫像 collection; 展覽室不大，內裡的佈罝也很間單，印象最深的還是Kenwood 的 Georgian 建築風格，讓高而不闊的窗把室外的自然光集中而柔和地引進室內，莊嚴但親切，非常切合 Rembrandt 采光的風格。

The Philosopher in Meditation (1632)

不知是否受到 ”Kenwood 經驗” 的影響，我拍攝人像時總愛采窗外的自然光。幾年前，接了一個婚照 job, 客人說婚宴會在檳城，我還擔心他們要求是椰林樹影的月曆格式，差點想推掉。到了現場，才知是一幢殖民地時期的高級會所，一點點的 Georgian， 頓時提起勁來；休息時，還給當 second camera 的弟弟拍了個照，才知哥兒倆太久沒說話了。

弟弟的妻子, C, 很喜歡這張相，說我把他的特有的氣質拍了下來。Be simple, 她說這是她嫁他的原因。我想，荷蘭人對光的依戀也許就是這樣，〝光〝就是愛，that simple. 

往後，買了部 Lumix LX3, 貪它的Leica鏡，還有操控性，非常配合我愛釆窗外的光。

在大學裡，做了個民俗美術 project，要到古廟拍照，想捕捉宗教的神秘性，和俗人在祈求後的滿足，最要命的是就是光的處理。頓時想起有位賣相機的老板曾煞有介事的” 指教” 我，拍” 靚” 相的要訣是控制光，更給我看他的作品，都是用 studio lights 的。我不反對，閃光燈是很有用的發明，造就了 photography 的方便，卻也縱容了 photographer 的懶惰。

我發現，骨子裡，中國人還是有點怕光的。在新加坡時，有段時間，我利用給攪西餐館的朋友無償拍商業照的機會 build up 我的 portfolio。我以為他會如我般喜歡他的經理 H 的造型照，結果還是沒用上了。朋友認為客人會感覺被 H 忽略，因為照片裡的 H 太晌外窗外的光。

 

然而，藝術沒有絕對，有絕對就沒有藝術。在檳城，給新婚的拍了差不多千多張相，最後讓他們選出最愛的三張有二張是室內靠窗的，我最滿意的反而是這張，是從窗外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