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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玄武湖遙看紫金山 |
我們更加不要忘記，孫年青時在夏威夷上過洋人教會學校，回鄉 (翠亨村) 後不到三個月便與問鄉好友陸皓東跑到村裡的北帝廟搗毁神像，後更要為此急急離鄉保命 (然後便來到香港上中學，然後習醫) 。一位志在推翻舊制的人，怎會又忽然迷上風水之說，難道真的革命前後，兩種嘴臉？孫胡對話，最露出馬腳的地方是，既然胡怕孫想起了身後，為何他那麼雀躍地指出紫金山是塊好墓地，待孫接了腔然後又阻止他說下去？當時革命剛剛成功，孫正值人生高峯，真不應該會「想到這個上面」吧。更不用說孫死於急性肝癌，是1924年他經天津往北京與北洋政府展開南北和談途中開始發病，然後於北京現發的，四個月不到，搶救無效逝于北京。。
這還不止，故事最大的破綻是，孫往鍾山祭明陵那天，胡漢民根本沒有同行，「余稱病，不從行，而就府中草文書，交院再議；一面飛騎白先生。迨先生祭明孝陵歸，此事已解決，先生不予罪也。」(見《胡漢民自傳》) 。胡漢民說的「交院再議」的事，就是南京的國民参議院曾應袁世凱的要求議決遷都北京，卻遭到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逸仙反對，要求參議院重新投票，最後否決遷都北京 (待4月2日孫卸行後才再决議通過，此時後話，於此亦可以看出孫的辭任背景如何複雜，不是一句孫先生胸懷磊落，好賢讓仁便算了)。你說，孫胡怎會有空遊山賞水？
另一說是孫逸仙於1912年4月2日正式解職後才得偷閒狩獵。事實上，4月3日孫已偕胡漢民、汪兆銘離開南京到上海，三日後於上海晚宴後乘專車再返南京下關，翌日即乘軍艦前往湖北，再往武昌，終1912年再無踏足南京。況且，胡漢民一直同行，更於當年四月陪伴孫氏近廣州，便被推許任廣東都督，此後十多年一直活躍於廣東，與南京越行越遠。胡漢民卒於1936年，四年後孫的〝國父〞地位才正式被官方確立，已赴黃泉胡漢民的生平也只好任人〝猜想〞了。況且，胡於四月陪伴孫氏近廣州，便被推許任廣東都督，與南京越行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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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歲時的汪兆銘 (網上圖片) |
最玄妙的是，有記載說孫於臨終前聽到陪行的國民黨要員汪兆銘等與宋慶齡討論孫死後是否葬回家鄉翠亨村時，急召他們堅持說要葬於南京紫金山。試想中國人又怎會於先人彌留之際大聲討論其身後事，何况病床上的是〝孫總理〞？孫病危前，汪兆銘一直是孫遺言的記錄者，那篇鼎鼎大名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總理遺訓〉便是由汪手錄孫病床上的〝訓示〞然後讓孫修改、簽名的。時值汪、蔣爭權，各自籌謀樹立總理的正統繼承人，(汪、蔣後來變成甚麼樣的人，歴史已有了清晰的圖象，不贅了。) 孫的〝葬於紫金山〞遺願，似乎就只有汪一個人說了算 (孫死後，7月1日廣州成立國民政府，汪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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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rael Epstein (網上圖片) |
《中華民國國父實錄》對孫發病、彌留之際所辦之事、所說的話都有詳細紀錄，唯獨是沒有〝死後葬紫金山〞的紀錄。照道理說，身後事這些問題，家屬應該最清楚，然而，《實錄》只記了孫於死前一日才簽下〝政治遺囑〞與〝家屬遺囑〞，「嗣後國父復與夫人宋慶齡等談話甚久，內容略同於遺囑，惟無筆記。」所說的〝家屬遺囑〞是這樣的：「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白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完全沒有「願向國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軀殼爾」。(更奇怪的是，如此大事，在宋美慶的書信、文集也不曾提及 (或澄清?) ，她反而寫過信給她的傳記作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Israel Epstein) 澄清孫曾要求身後葬於基督教公墓的謠傳，然而始終未提及〝南京紫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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